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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中美洲奇葩政变:美国为香蕉颠覆危地马拉

  本文节选自:《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作者:[英]理查德·克罗卡特,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国对干涉拉丁美洲似乎比对干涉世界其他地区的异议要少,因为地理条件和传统决定了美国对这一地区具有特殊的兴趣。即便没有幽灵在徘徊,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动革命时,美国是否会袖手旁观,对此问题难以解答。实际上,古巴革命最初并不是以的名义爆发的,取得胜利也没有靠苏联的援助。然而,冷战的痕迹在美国决策过程中实在太重了,早在这次革命前,凡是拉美国家对美国利益有影响的改革行为,都会被贴上冷战的标签。古巴革命之前最重要的例子,当属1954年的危地马拉。

  了解伊朗的情况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大致模式:右翼亲美独裁政府被保证实行改革的领导人推翻,继而是政治和经济混乱,最后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政变将改革者赶下台,独裁统治恢复如旧,只是细节上略有不同而已。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艾森豪威尔是这样叙述的:动乱的状况持续已久,可以追溯到九年前的危地马拉革命。那次革命发生在1944年,结果是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将军被推翻,此后就忙着搞煽动,忙着渗入工会、农民组织、报界和电台。1950年,有个叫阿本斯·古斯曼的军官掌了权。不久,他的行为便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怀疑,觉得他不过是控制的一个傀儡罢了。

  (Eisenhower 1963:421)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怀疑不久就变成了现实。阿本斯没收了联合水果公司名下22.5万英亩闲置的土地,又制定了《土地改革法》。联合水果公司是最大的香蕉生产商,而香蕉占危地马拉出口总量的40%;这家公司还拥有该国42%的土地,并控制着运输系统的大部分(LaFeber 1993b:118)。阿本斯否认他的政府是政府,但艾森豪威尔在他的记述中将这一点“推翻了”。他援引了两位美国官员的说法。第一位是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穆尔斯·卡伯特。他“公开说,危地马拉是‘公开在耍的把戏’”。第二位是新任命的大使约翰·普里福伊。他宣称,“我觉得这个人(阿本斯)思想像,说话像。如果他真的不是,没出现之前,他也称得上是了……我表达了这种看法:在危地马拉的影响若不受到抵制,不出六个月,危地马拉就会完全落入手中”(Eisenhower 1963:422)。

  即使这种证据很难取信,情况依然是这样:阿本斯像摩萨台在伊朗一样获得了对他的改革计划的支持,教育部和工会也都是由占据主要职位。然而,1954年的情况却表明,阿本斯政府和他的改革计划似乎既没有为所把持,也没有接受苏联的援助。连杜勒斯都承认,“不可能找到能明确将危地马拉政府与莫斯科联系在一起的证据”(LaFeber 1993b:124)。此外,我们很有必要拿这类所谓影响的证据与早在1950年阿本斯当选之前美国政府和联合水果公司严格奉行的排外政策做个比较。在美国的指使下,世界银行切断了给危地马拉的贷款,美国公司相应地缩减了包括旅游在内的业务活动,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军事援助也停止了。1952年,危地马拉香蕉的出口量与1948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80%(Barnet 1972:234)。与此同时,在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和阿本斯宣布没收联合水果公司的土地时,联合水果公司在美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竭力要求美国出面干涉,阻止在中美洲取得主导地位。由于该公司与艾森豪威尔政府过往甚密,它的胜算无疑就增加了。联合水果公司的法律事务是由纽约一家叫沙利文与克伦威尔的公司负责办理的。约翰·杜勒斯曾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艾伦·杜勒斯曾在联合水果公司董事会任职,联合水果公司的公关部主任是艾森豪威尔私人秘书的丈夫(LaFeber 1993b:120-1)。

  然而,干涉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得不到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干涉很难成功。正如艾森豪威尔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美国本世纪早些时候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事务的干涉,严重损害了我们在整个美洲的形象”(Eisenhower 1963:425-6)。因此,对艾森豪威尔来说,1954年3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会议上以通过决议的方式获得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十分重要。该决议宣称,“国际运动对任何美洲国家政治机构的支配和控制,即将别的大陆国家的政治制度推广到这个半球上来,都会对美洲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独立构成威胁”(Barnet 1972:235)。即便是这样,决议所针对的也只是从外部施加的影响,并没有如杜勒斯所希望的对西半球内的活动表明态度。不巧的是,1954年年初,阿本斯要求苏联给他运一批轻武器,而且他也确实拿到了。这可撞到了杜勒斯的枪口上,美国可抓住机会来勒紧危地马拉脖子上的绳套了。6月,在美国飞机的支援下,危地马拉发生了反对阿本斯的政变。当然,艾森豪威尔政府是不会公开承认美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阿本斯决定向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兵发放武器,危地马拉军队得知后背叛了他,他的垮台也因此而成了定局。取代他的卡斯蒂略·阿马斯将军是美国人训练的,他立即采取行动,扭转了阿本斯的改革势头。与此同时,美国的援助大量流回危地马拉,联合水果公司也恢复了以往的垄断地位。1954年6月30日,杜勒斯在一次电视讲话中佯称,“局势是由危地马拉人自己扭转过来的”(Ferrell 1975:223)。

  事实上,人们根本无从得知“危地马拉人自己”喜爱的决议是何种模样。许多因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使危地马拉及其邻国对主权这个概念不能不产生怀疑。这些因素包括:门罗主义及其罗斯福推论,在冷战气氛中把外部的影响和国家内部改革不加区别地强行连为一体的做法,以及中美洲各国在经济上相对弱于北边那个美洲庞然大物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事件中,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都起到了美国训练危地马拉政变分子的训练场和补给站的作用。美国的民主和国际一样,当觉得它们的关键利益可能受到威胁时,都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很容易把美国在古巴的政策归为危地马拉模式,但它有一点显著的不同:在古巴,这种政策失败了。不过,这样说有点低估艾森豪威尔政府1950年代末对拉丁美洲政策所做的重点转移。据沃尔特·拉夫伯所言,这一转移的大环境是两大阵营原有的两极冷战逐渐消失,代之以超级大国之间的形式更为复杂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特点是:苏联开始实行通过援助和贸易方式谋求扩大影响的新政策;苏联不断加强军事装备和尖端科学的发展,以及日本和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对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形成了挑战。1950年代,美国接连出现衰退,国际收支情况日益恶化。这些都表明,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本身,都要求在一个稳定的拉丁美洲实行更为开明的政策,以促进南美大陆的经济发展(LaFeber 1993b:140-1)。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冷战的停止。如果一定要说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是竞争更激烈了,因为冲突的领域扩大了,各方也都在寻求新的竞争形式。1958年5月,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断言,“的威胁在拉丁美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Eisenhower 1966:520)。

  实际上,副总统尼克松1958年在拉美各国灾难性的“友好”之行,是导致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直接原因。除了在尼加拉瓜之外,各处迎接尼克松及其夫人的都是程度不同的反美示威游行,最糟糕的是在加拉加斯。人们朝他们的车队扔石块、吐口水,尼克松还险些被暴民从车里拖出去。这次事件,据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是他政治生涯中堪称决定性事件的“六大危机”之一。他写道:“加拉加斯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惊,这一惊我们十分需要,它把我们从危险的盲目自满中惊醒了。”他一回到华盛顿,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努力与拉美的舆论制造者建立联系,制订拉美经济进步新计划,尽量远离独裁者而支持真正的民主领导人,同时要认清不适合照搬美国模式的特殊情况,最重要的是要“尊重(拉丁美洲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或许是为了使与他共同参与决策的人相信他没有无视现实,他又强调指出,军事援助对确保稳定同样不可或缺。他说,拉丁美洲人民“想站在正确的一边,但他们同样想站在胜利的一边”(Nixon 1962:229-30)。

  尼克松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建议都被采纳了,但与其他方面的影响联系起来看,他的建议还是有一定成效的。拉美国家一直想建立一个地区性的银行机构,补充世界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不足,美国多年来就是不同意,1958年却同意建立美洲开发银行了。美国还支持建立了地区性共同市场,并制定了商品稳定协议,目的在于使一直起伏不定的主要产品价格稍稍有所稳定,因为这些产品是很多拉美国家的主要资源。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有意做出了一些拒绝无条件支持独裁者的表示。对于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利用从美国获得的武器(包括B-26轰炸机)反对其政权的游行者一事,艾森豪威尔做出的反应是下令禁止再往古巴运送武器(Rabe 1988:Ch.6)。与此同时,1959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后,克里斯琴·赫脱继任了他的职位,此人比杜勒斯更愿意接受这些措施。肯尼迪所说的“进步同盟”,在他就任之前其实就已经形成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1959年元旦在古巴登上权力宝座时,正值美国的政策在这些方面发生转变之际。因此,古巴革命对美国的政策来说是一场特别严峻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证实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的估计。从这场革命中可以看出,独裁政府在民众的不满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所以需要制定消除这类危险的政策。从另一方面讲,由于这场革命胜利地达到了当前目标,也由于苏联从这一成功中得到了很多回报,美国的决策者又决心启用先前指导过美国在危地马拉行动的排外政策和干涉主义政策,结果是政策上的任何革新都得首先考虑防止蔓延这个传统的先决条件。卡斯特罗搞的这场革命表明在美国的政策中还是传统的东西获胜。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同盟”从一出世就注定不会有所作为。不过,这么说也有点言过其实。在古巴革命的头一年,卡斯特罗曾流露过不想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拴在一起之意。他上台后选定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呢?他最终和苏联结盟,是不是美国的政策把他推过去的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历史学家的心头,对哪一个问题都找不到绝对肯定的答案。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斯特罗宣称,在刚上台及上台后那几个月,他并不是一个者。直至1959年11月,美国一些官员,至少包括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官员,还不相信他是者。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卡斯特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未知数,起码在革命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方面非常谨慎(Smith,W.1987a:43-5;Ambrose 1984:555-6;Khrushchev 1971:488-90)。卡斯特罗最初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和对美国公司征税在内——都是改良性的,不是革命性的。开始美国并不是完全反对,尽管在美国财产的赔偿安排上存在一些问题。卡斯特罗掌权后,很快就给了以合法地位,但他的政府并不是由控制的。他推迟已答应进行的选举,又大力清洗巴蒂斯塔的支持者,这些都是独裁政府的早期表现,但未必是政府特有的表现。当然,卡斯特罗有可能是在玩骗术,他后来也说过,他一直是人,但这种说法本身也有可能是为了自圆其说,是一种“转弯抹角地表示意图前后一致”的方法,目的是事后能为他选择的航向找个正当的理由(Smith,W.1987a:45-9)。

  然而事实是,1959年年底卡斯特罗转向苏联,走上了与美国相撞的道路。在美国财产补偿问题上的争吵不休,华盛顿对古巴贷款要求的拒绝,以及1960年2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古巴进行贸易谈判时受到的热情接待,似乎都表明卡斯特罗已决心依靠苏联的帮助了。2月底,卡斯特罗最后一次解决他与美国之间分歧的尝试遭到断然拒绝。一个月后,在美国与古巴那种一触即发的相互指责气氛中,一艘法国军火船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了,卡斯特罗认定是美国破坏分子所为(Miller 1989:73-5)。不久,卡斯特罗收到了东欧集团运来的石油和武器。5月,古巴和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随即与古巴断绝了实际经济往来。作为报复,卡斯特罗将美国在古巴拥有的所有工业、银行业和土地业收归国有(Smith, W.1987a:52-8)。

  美国当时对卡斯特罗的反应如果温和一些,两国间是否有可能达成妥协呢?对于这个问题,肯定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有关的问题恐怕在重要性上不及下面这件事:卡斯特罗要解决的国内问题,就像以前及后来拉丁美洲那些激进的改革计划一样,一定会引起美国人的反对。是也好,不是也罢,1959年1月时,他的计划无疑十分激进,这个因素不过是使两国利益冲突更加尖锐而已。有一位苏古关系专家认为,卡斯特罗1959年的转变是两个因素合力促成的,一个是古巴国内要求实行根本性变革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是对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仍记忆犹新,担心美国会直接进行军事干涉。当“双方发出的信号相互矛盾时……两国若处于一触即发的气氛中,各方情愿去注意敌对的迹象而忽略其他”(Miller 1989:66-7)。

  然而,还有一种看法同样值得我们注意。这种看法是由一位前美国外交官韦恩·史密斯提出来的,古巴革命期间他就在古巴。他认为,将卡斯特罗推向苏联怀抱的是卡斯特罗的对外目标,而不是他的国内目标。上台伊始,他就希望古巴革命事件会在其他拉美国家重演,从而把他推上“拉丁美洲革命集团领袖而不是加勒比海小岛领导人”的宝座,成为一个恩克鲁玛或纳赛尔式的极富性格魅力的领袖人物,这种幻想激励着他。当他预想的革命没有成为现实时,考虑到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的势力发生对抗,而且美洲国家组织内部对他的意图的怀疑也越来越深,于是卡斯特罗被迫转向了苏联。赫鲁晓夫这时正谋求在第三世界进一步扩大影响,而且还在1960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81国会议上表明了这种意向。卡斯特罗这一转变,与赫鲁晓夫的计划正好一拍即合。卡斯特罗1961年4月在古巴实行了全盘苏维埃化,之所以比单纯寻求援助走得更远,原因是他急需军事保护。史密斯指出,“卡斯特罗在猪湾事件的前夜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不是偶然的。他知道入侵即将发生,无疑也预料到了必将面对美国势力的全力冲击……这样,他认同社会主义的背后动机就昭然若揭了。实际上,他是在对苏联人说:‘我和你们一模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果美国人进攻我,你们可得帮我防守呀’”(Smith, W.1987a:50,53-4)。

  这两种解释或许并不相互排斥。美国的推动因素确实引来了苏联人,更确切地说,导致了苏联人不得不被拉进来的必然后果。不过,史密斯在记述中是把卡斯特罗作为古巴与美国对峙中一个显然十分活跃的人物来描述的。此外,他的记述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反应措施的冷酷无情和苏联在冒险保卫古巴方面的心甘情愿。新组成的肯尼迪政府试图在1961年4月的猪湾入侵中搞掉卡斯特罗的拙劣做法和次年苏联人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分别以各自的方式映照出卡斯特罗在国内巩固政权方面取得了成功,证明他坚定地与苏联结盟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说这场危机最终使苏联的导弹被撤走了,它同时也使美国做出了不会入侵古巴的保证。简言之,或许可以说,卡斯特罗既被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所制约,同时也是它们之间关系的制约者。

  毫无疑问,美国当初若准备对古巴实施大规模入侵,赫鲁晓夫一定会坐山观虎斗,还会在宣传上坐收渔利,让美国人赤裸裸的侵略表演在世界舆论面前曝光。实际上,美国势力所受的限制,还为赫鲁晓夫开辟了其他机会,他当然是高高兴兴地照单全收了。从长远的观点看,苏联得到的好处是否大于它维持古巴花去的费用,这一点尚不得而知。尼古拉·米勒写道,“除了经济负担之外,苏联与古巴的关系还对苏联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影响”,保守政权、左翼分子(和卡斯特罗一样)对于苏联在美国的压力下从古巴撤走导弹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从他们自己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像古巴这种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苏联的模式是不可取的(Miller 198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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